中國司法改革的先驅，曾經從什麼方面來改革？面臨哪些壓力？
一個人不到四十歲被起訴，宣判無罪已經七十歲了！為何如此？
為什麼要有堅實的第一審？相關的配套是什麼？如何贏得民眾的信任？

本集繼續請前立法委員、監察委員，也是資深法律學者與實務經驗豐富的律師李復甸教授，帶您了解司法改革的多元面向！

 

引言：

主持人彭宗平教授（以下簡稱彭）：

歡迎收聽《台灣的明天‧明天的台灣》，我是彭宗平。我們這一季要討論的主題是「社會現象與變遷」，涵蓋的議題包括媒體現象、法治與執行、國會與民主治理、青年思維轉變以及社會風氣的正向提升等。

我們首先邀請了前工商時報社長，也是中視總經理與中天電視董事長鄭家鐘來討論「媒體現象」。上個禮拜我們非常榮幸邀請到李復甸教授、律師來討論「法治與執行」，特別談到法律傳統、歷史源流與法律教育，今天繼續請李教授來討論司法的實務，人權的保障，特別是司法改革的議題。非常歡迎您再到我們的節目來。

來賓李復甸教授（以下簡稱李）：您好，各位聽眾大家好。

 

1. 清末司法改革的先驅

彭：談到司法改革，首先，不免回想起在清末有一位沈家本先生，他可能是中國近代第一位，把西方法律制度的思想引進中國，結合大清律例做了修改。他可能也是近代司法改革的第一人，當然民國以後又有胡漢民等人。要談司法改革，能不能請您和聽眾朋友分享這一段歷史？

李：在清末，大家都曉得列強的侵略，到中國來，要求能夠自由傳教，能夠五口通商。外國人到了中國活動的時候，當然一定會有衝突，有摩擦。發生衝突要怎麼解決？當時外國人比較強勢，就說中國的法律我沒有辦法接受，我們有糾紛就是領事裁判，我派一位領事來，由洋人來處理華洋的糾紛。

這個做法，當然是對我們國家主權的侵害，所以滿清政府就說，我們自己要來修法，把法律修得讓外國人沒有可以批評的地方，他們就不能堅持說需要領事裁判權，或說治外法權。於是在清光緒30年，就任命了兩個人來修法，一個叫伍廷芳，一個叫做沈家本，尤其是沈家本，他是直接在做這件事情的人。

當時他先修刑法。刑法比較好修，因為對於刑法，各國之間法律觀念接近的程度比較大，所以很快地，刑法大致上修改完成，可是修到民法的時候，問題來了。當時中國傳統的法律，民法刑法都在一套法律裡面，在滿清叫做大清律，加上一些判例叫大清律例，沈家本把大清律例的刑法部分先修完了，但裡面還有民法的部分。

結果，討論修民法的時候，沈家本發現了一個最根本的問題。歐洲的民法觀念是植基於個人主義，每一個個體在法律上是相同的，也就是「法律之前，人人平等」。但這個觀念一進到中國就有問題，因為中國當時有階級制度，也會蓄奴，這件事面臨到衝擊，非改不可。所以沈家本認為，要改掉階級制度才能夠修民法，於是他就上了奏摺給大清皇帝以進行討論。

而當天上朝的時候，他就和家人講，今天談這個話題說不定要掉腦袋的。平常下朝的時候是午時，假如今天到了午時，我還回不了家的話，大概腦袋就掉了，你們就四散逃命去吧。說完他就上朝了。果然這個話題引起極大的討論，大家都沒辦法做決定。後來慈禧太后就說，好了，這個話題一時也談不完，以後再說，就散朝了。因為討論太久，散朝的時間就像沈家本所說的過了午時，結果當他回到家裡的時候，家裡面已經把白布掛起來，已經舉喪了。從這段故事，可以說明當時沈家本修民法，在社會上面衝突的程度實在相當高。

對於這樣引進新的法律觀念，不畏壓力的一個人，即使到了後世，我們還是對他非常地崇敬，非常佩服。

 

2. 審檢分隸的發展脈絡

彭：前面提到歷史上司改的先驅，其實在台灣，幾十年來也進行了一連串的司法改革。像1980年有審檢分隸，1999年還有司法改革會議。您在上個禮拜也提到，蔡英文總統也開始推動所謂的司法改革。

而您在學界，不但創辦了世新大學法學院，現在也在文化大學執教。您本身又是律師事務所的負責人，過去擔任過立法委員與監察委員，您的經驗在台灣可說是非常獨特的。而且您在過去數十年來，一直在推動司法正義與司法人權，對司法改革也一再地立論，撰寫文章。我也發現到，您對司法改革的脈絡，看得相當清楚。所以我非常希望，就司法改革這個議題，您能不能把歷年來的言論與想法，整理一些重點，與聽眾朋友分享？

李：好，先談您提到的審檢分隸。傳統的中國法律，根本沒有檢察官與法官的分野。以刑事案件來講，縣大老爺認為某件事情是犯罪，就把人抓來，問嫌犯你招不招，不招我打屁股。打完屁股招了，招了他就照這個來判，沒有什麼叫做檢察官的。

到了後來，我們才修改制度，認為去偵查起訴的人，和審判的人應該要分開。當這個觀念慢慢發展的時候，就影響到了1980年的審檢分隸。在以前，台灣的審判與檢察體系，有些地方還是混在一起的。比方說，當時司法院底下管的只是最高法院，就是案件到了最後，法律有爭執搞不清楚的時候，讓司法院管。

可是最高法院以外，卻是審檢相混的。因為案件的起訴由檢察官進行，屬於司法行政部的體系，而司法行政部隸屬於行政院。但是，當時在司法行政部底下還有高等法院和地方法院，也就是說，連審判體系也在司法行政部的底下。於是在1980年的時候，我們就覺得不對，提出高院和地方法院審判的部分，應該要劃出來，從司法行政部移到司法院以下，這是1980年所做的審檢分隸。從此以後，審判的體系從地院、高院、最高法院都屬於司法院。同時，司法行政部也改為法務部，隸屬行政院，而從地方的檢察署，到高等檢察署、最高檢察署，都屬於法務部。

但這裡面有些內容，到現在還在討論，例如檢察官到底是不是司法官？其實審檢分隸以後，檢察官應該就不是司法官，所謂的司法官，指的是司法院底下的法官。這是根據我們的憲法80條，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，指的是隸屬於司法院的法官，而檢察官就不是。可是直到今天，司改會還在討論司法官如何界定的問題。換句話說，到了現在的司法改革，檢察官與法官兩路還是沒有分清楚。

彭：而且他們的訓練還是放在一起。

李：對，因為1980年雖然把制度分開了，可是很多東西還混在一起。現在的司法官在考試考上了以後，我們把檢察官和法官通通放到法務部底下的司法官學院受訓，就是根據法務部創造出來的一個名詞，叫做「司法官」，而司法官裡面包括檢察官也包括法官。

其實法官和檢察官的訓練是不一樣的。法官要審理的有民事和刑事訴訟，他可能是民庭的法官，也可能是刑庭的法官；檢察官卻只處理刑事案件裡面的偵查起訴。兩者的職能不同，訓練的項目也不同。

所以，我覺得就審檢分隸的角度，我們必須要做幾件事情。第一個就是把法官的訓練和檢察官的訓練分開，法官的訓練回到司法院，檢查官的訓練繼續由法務部進行。另外，就是在法庭裡面的程序，讓法官完全做客觀聽審的工作。而由檢察官和被告，他們都是案件進行的當事人，由這兩造對立，在直接辯論的情況下，讓法官做最後的判斷。這樣才是真正做到審檢分隸。

 

3. 審判30年的怪現狀

彭：我們今天的討論，特別聚焦在司法的實務，以及司法改革。剛才李教授提到的審檢分隸是一個重要議題，但是民眾更關心的，或者實際上碰到的，還包括一些其他議題。例如其中一項，是審級制度的問題，包括一審、二審、三審，它的重點為何？是怎麼分工的？這部分是不是請您分析一下？

李：我們現行的制度，第一審與第二審是「事實審兼法律審」，就是對於事實的爭執，以及對於法律的適用，兩者都在第一審、第二審來處理。因此，對於第一審的判決，只要當事人之間有爭執，都可以上訴到二審。到第二審以後，就只有對於判決的「法律」認為適用有錯誤的時候，可以上訴到第三審。

這個制度，來自於當初治理整個中國的架構，每個縣有一處地方法院，每個省設一處高等法院，全國有唯一的最高法院，這個制度，是因應地廣人多的大國而設計的。可是到了台灣，因為我們現在只治理台灣省，和兩個福建的縣，所以變成高院與地院，在某種程度上功能重複了。因此現在的案件，就變成地院判決了以後，往往必然上訴到高院。而高院判完了以後，又常常會和最高法院來來回回地再審。

按照本來的制度設計，在最高法院的案件，應該是集中在非常少數有法律爭執的案件。可是到了現在，在台灣的特殊狀況下，或許是因為民風，或許是地方小，交通與資訊傳遞方便，大家對司法資源也不知道珍惜，就把很多案件都上訴到最高法院。最高法院也不知為何，形成了一個觀念，經常把案件發回高院重新調查，所以案件就在高院與最高法院之間，來來回回不停地審理，把時間拖得非常久。

我在監察院的時候，曾經調查過一個案例，關於第一銀行押匯的一個案子，它從檢察官搜索、收押，到最高法院判決無罪，總共經歷了30年左右。一個人一生有幾個30年？當被告被查案的時候，才三十幾歲，四十歲不到，等到案件判決的時候，他已經七十歲了！在司法制度上來講，真的是非常不妥當的一件事情。

 

4. 堅實的第一審

李：另外一點，就是檢察官上訴太過氾濫。既然我們的刑事訴訟法，認為是無罪推定，當第一審的法院判決無罪，為什麼檢察官還有權力上訴？檢察官上訴，就是檢察官先推定被告有罪，才會採取上訴的舉動，其實違反了無罪推定的基本觀念。但這個現象，卻是長久以來，在司法實務上逐漸形成的慣例。

所以，司法界對這件事情，也做了相當多的反省。法界普遍認為，法院應該把審判的重心，擺在非常堅實的第一審。關於事實的爭執，假如不能在第一審搞清楚，到了第二審的時候，已經事隔三、四年了，法官怎麼有辦法在三、四年以後，對事實的了解，比案件剛發生的前一、兩年更清楚呢？除了極少數案件，鑑識科技有新發展或找到新證據外，時間愈久，應該事實愈不清楚，為什麼會把訴訟擺到後頭去？

尤其到了最高法院，最高法院往往又會以一、二審的案件「事實沒有查清楚」為由，發回更審，拖延的時間更長。所以現在的司法改革裡面有一點，希望把訴訟制度變成一個金字塔結構，就是把大量的事實認定工作，在第一審確定；對於法律適用有爭執的，才上訴到二審；若再有特殊的爭執，甚至有人建議，是對於憲法的權利有爭執的時候，才上訴到最高法院。就像美國的最高法院，只處理有憲法爭議的案件。這種金字塔結構的訴訟制度，是我們在司法改革的時候，所提出的一個重要的議題。

當然，這個議題在1996年和1999年兩次司改的時候，都已經提到了。有個問題是，現在已經有這麼多的法官在最高法院，最高法院的法官人數怎麼縮編？把他們從最高法院擠回高等法院去嗎？還是讓一部分最高法院的法官退休呢？這些都是實質上面的困難。

不過更關鍵的，是如何建立堅實的第一審。我想這一點，是金字塔型結構的訴訟制度，其成敗最重要的核心。假如第一審真正把案件審判得很清楚，沒有必要上訴，案件數量當然減少；假如第二審也很整齊地把案件處理好了，當然上訴三審者就更少。金字塔型的結構，是一個健全的司法制度當然的現象。

彭：另外還有一個相關的問題，您也提到過，就是怎麼防止檢察官的濫訴，或者禁止無罪案件的上訴。這部分是不是要配合改革？

李：對，現在社會大眾對檢察官的期許，多半是他們能夠摘奸發伏，把犯罪者抓起來。可是不要忘記，檢察官的工作範圍裡面，除了要發覺犯罪以外，還有一個同等重要的責任，是保護人民的權利。很多人說你去保護被告，那誰保護被害人？話不能這樣講，因為任何一個被懷疑犯罪的人，他在程序裡面是弱者，檢察官可以搜索，可以羈押，可以監聽，他有很多司法強制的權力，而被告是沒有的。所以檢察官動用這些司法的強制權以前，要得到法院的許可，在這種情況下，當事人的權利才得到進一步的保障。

根據同樣的邏輯，檢察官提出的起訴，當法院認為是無罪的時候，除非檢察官發現法院真的有什麼程序上的違法，否則，不應該再次地提出上訴，這樣才能夠落實所謂的無罪推定。這是我認為在一審的時候，應該特別注意的問題，就是避免檢察官對無罪案件濫行上訴。

 

5. 當事人進行主義

彭：您剛才提到要建立堅實的第一審，需要哪些配套，才能夠得到人民的信任？

李：假如先講刑事案件的話，就是建立在充分的交互詰問，以當事人進行主義進行，一個是檢察官，一個是被告，雙方都充分地提出自己的證據，交互詰問。在這種情況之下，應該可以建立一個比較堅實的第一審。

彭：您提到當事人進行主義，很多聽眾可能聽不懂，能不能再稍微解釋一下？

李：就是法院審理的進行，不是由法官依照職權來詢問，而是由當事人自己提出。檢察官提出被告為什麼犯罪，有什麼樣的證據；被告也說有什麼樣的證據，證明我沒有犯罪。由當事人，就是包括檢察官與被告，自己做案件的鋪陳與進行，法官只是引導整個程序，這個叫做「當事人進行」。

彭：好，我們非常高興今天再度邀請到李復甸教授，來討論司法改革的議題，特別包括人權的保障，與司法的實務。可是我們還是意猶未盡，因為司法改革攸關全民的福祉，而且必須建立在社會共識上，它才可能成功。因為還有很多攸關人民福祉的內容，包括訴訟制度、刑事鑑定等等，都是民眾非常關心的。所以我想，下個禮拜還是希望繼續邀請李教授，對司法改革的其他重要議題，做深入淺出的說明。